“西安的三套房产，第一次网拍流拍，准备第二次挂网拍卖；吉林当事人的执行款已经到账，立刻通知申请执行人提交划款申请，本周之内执行款必须拨付申请执行人；北京的房产已经签完拍卖成交确认书，要及时做好清场腾房的执行计划，春节后赴京清场腾房……”1月7日早上8时30分，记者走进海南省高院执行局四级高级法官余江的办公室，便看见他正与执行团队研究制定一周的执行计划。
法官余江与执行团队研究制定一周的执行计划 通讯员王颖 摄
从“基本解决执行难”到如今的“切实解决执行难”，身为执行法官的余江，每一天都是这样忙过来的：连续工作集中执行、频繁加班赶写材料。
因为出众的工作成绩，余江在刚刚召开的全国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总结表彰大会上，被最高院和人社部表彰为“基本解决执行难”先进个人。
10余次奔走
为8旬老人追回买地款
现年41岁的余江，在法院工作已经18年，历任省高院书记员、助理审判员、审判员。2016年，余江由省高院下派到全省执行收案量最多的海口市龙华区法院执行局挂职锻炼。挂职期间，他承办执行案件303宗，结案率100%。
2017年年底，80多岁的老人韦某情绪激动地来到海口市龙华区法院，拿着判决书找到余江诉苦：“我原本打算用来给自己买安葬地的钱，被他骗了。法官呀，你一定要帮我拿回被骗的钱。”老人在余江面前痛哭流涕。眼前这位老人焦急的模样，让余江眉头紧紧地皱在了一起。
原来韦某一直想提前给自己买一块墓地，同村邻居梁某得知他有这个想法后，将别人自留地谎称为自有地以2.8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韦某。被骗后韦某在数次找梁某还款无果的情况下诉至法院。韦某胜诉，但梁某并未履行法院的判决。
这起不当得利纠纷案件的执行着实有点棘手。“梁某下落不明，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也没有出岛记录，限消和失信措施起不到作用。”余江回忆当时的情景，仍记忆犹新。
法官余江在电脑前写执行材料 通讯员吴清川 摄
余江下定决心，一定要努力为老人将买地款执行到位。他先后10余次到梁某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村委会和其打工线索有关的市县查找其下落。最终在打工地找到梁某，起初梁某耍赖撒泼，称即使拘留他也没钱还。经过反复做思想工作，梁某最终懊悔地低下了头，履行了全部债务。
“我以为活着的时候是拿不到钱了，没想到法官没有放弃。”韦某拿到执行款后，激动地握住余江的手，连声称谢。
法官帮忙卖货
待产妈妈顺利拿到血汗钱
“说余法官介绍来的就可以打折”，余江一个电话一个电话地告知同事。
事情的起因是他执行的一宗劳务纠纷案件，深圳某家居有限公司拖欠曾某等4人工资共31.6万元，其中一人是即将临产的孕妇，急需钱款待产。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余江经调查发现被执行人在海口某百货公司存有约价值50万元的货物。在对货物采取查封清点措施时，百货公司以被执行人尚拖欠铺面租金为由，拒绝法院对上述货物采取执行措施，并以正在诉讼为由，要求保全上述货物。
针对此情况，余江主动找到被执行人法人代表，会同百货公司和申请执行人，提出一揽子执行方案：由被执行人和百货公司同意由曾某等4人继续使用铺面销售货物，货款由法院和百货公司共同监管，销售的货款足以支付申请人工资后，其他货物由曾某等4人继续代为销售，用以偿还百货公司租金。
此外，余江还主动介绍同事朋友帮忙销售货物。最终曾某等4人主动向法院撤回强制执行申请，百货公司也向法院撤回诉讼，两起纠纷得到一并妥善化解。
“执行案件不一定非要硬碰硬，有时候更需要执行法官的专业素养和办案智慧。这是我办结的最满意的案件之一。”余江笑容里洋溢着自信。
“骨头案”“钉子案”
经他办理执行总能柳暗花明
“余老师善于针对案件情况灵活运用不同的执行方式。”在余江的法官助理毛法强眼里，什么样“骨头案”“钉子案”到了余江手里，总能柳暗花明，这也让执行局的干警们对他心服口服，大家都称他“余老师”。
法官余江与当事人沟通案件 通讯员吴清川 摄
曾有一起侵权纠纷执行案件，执行内容为拆除小区住房违建，小区住户将一楼住宅私自改建成理疗中心对外出租营业，法院判决对违规搭建的建筑进行拆除。现场勘查时，部分居住楼上的业主担心拆除影响到建筑主体构架，不同意法院执行。营业场所的经营者以刚刚装修完毕，与出租人的诉讼正在进行，如果强制拆除难以形成固定证据为由，也不同意法院强制执行，并多次聚众阻挠。
面对上述困难，余江一方面召集施工单位制定施工方案，与业主代表到建筑设计院对施工方案进行进一步验证，确保施工的安全性。另一方面，会同当地派出所、居委会共同做被执行人的疏导工作，同时联系当地公证部门对理疗中心内部设置进行现场公证，帮助经营者固定证据。在细致周密的准备下，最终消除了住户的疑虑，获得了承租人的理解，成功执结了案件。
在余江的职业生涯中，他每天工作都安排得满满当当，白天在执行一线奔波，晚上在电脑前写材料。他与干警们协调配合，并肩作战，带头解决了无数疑难复杂案件。（记者陈敏）
来源：法制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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