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化多样性，中国古代先贤提出了“和而不同”的思想。据史料记载，最早提出这一思想的是西周末期的史伯，他认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此后，中国古代思想家对此持续进行讨论，基本达成共识。这是源远流长的中国哲学中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辩证智慧。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和而不同的多种文化犹如一部波澜壮阔的交响乐，不仅结构庞大、千变万化，而且各个组成部分相互映衬、融汇激荡。今天，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推动文化交流互鉴，既是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世界文化繁荣的必然选择。
早在人类文化发展的上古时期，如古代埃及、古代印度、古代希腊与古代中国，文化的发展就不是一个模式，而是形成了多个文化体系，呈现五光十色的多样形态。此后，不同文化并不是孤立地、互不联系地发展，而是在相互交流、相互对话、相互学习、相互碰撞中前行，逐渐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英国学者罗素认为，不同文明的接触，以往常常成为人类进步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学习希腊，阿拉伯学习罗马帝国，中世纪欧洲学习阿拉伯，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又学习东罗马帝国。这里讲的是欧洲文化的发展状况，其实在东亚也是如此：日本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学习借鉴中国；明治维新之后，中国通过日本学习世界。中国从印度引入佛教，之后中国佛教影响东亚、东南亚一大片区域。
人类文化发展史表明，一种本土文化、民族文化或地域文化与外来文化进行交流互鉴时，只要坚持科学方法，保持自己文化的特性，就能不断吸收改造外来文化并使其成为自己的一部分。按照鲁迅观点，中国文化在其悠久的历史进程中，总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总是“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这种处于变化发展中的文化，其民族性往往更为鲜明突出，更符合民族发展的需要。这种文化民族性变化发展的状况体现在文化的各种具体形态上。以中国绘画为例，“六朝以来，就大受印度美术的影响”。中国国画在印度绘画的影响下，内容与形式发生较大变化。在长期发展进程中，中国国画还受到其他民族和国家绘画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受西方油画的影响要比受印度绘画的影响更大。但是，中国国画的民族特色并没有因此荡然无存，而是在交流互鉴中更好保持了自身的生命力和艺术魅力。再看文学，鲁迅的《狂人日记》，名字来自俄罗斯作家果戈里的同名小说，但内容是中国人的灵魂和精神。世界文学作品中这样的例子也屡见不鲜，如英国诗人拜伦的《曼弗雷德》，显然是由于受到德国文学家歌德《浮士德》影响而作，但作品中并没有一点德国精神，而是洋溢着英国精神。
文化的民族性又和文化的世界性息息相关、相辅相成。从文化发展史来看，民族性和世界性是一对同生共长的属性，呈现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对此，许多思想家都有过论述。在欧洲，18世纪德国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赫尔德谈论过二者的关系，19世纪俄罗斯理论家别林斯基对二者的关系也发表过系统意见。针对19世纪40年代俄罗斯文学界的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激烈争论及不同意见，别林斯基既反对斯拉夫派的排外主义、拒绝吸收西欧进步文化的思想，也反对西方派排斥民族文化的主张。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人类社会形成多种多样的文化。这些文化既是不同民族创造的文化成果，又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推动不同文化交流互鉴，无疑可以让各国人民享受到更为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 人民日报 》（ 2017年10月13日 0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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