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典之窗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我们迈向新的历史征程、夺取新时代的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引领力量。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了新时代的今天，进一步厘清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内在关联，是不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的基础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在要求；同时，这也是深化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大众化的理论成果，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重要前提。为此，我们必须将目光重新放回到历史，尤其是回到中国的近现代史，重新梳理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语境。

马克思主义与近代文化思潮

鸦片战争之后，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晚清的大批知识分子急于寻求一套新的价值与观念体系，推动社会的变革与秩序的重建，从而帮助中国走出落后挨打的历史困境。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论述中，已经出现了一种新的历史意识，那就是吸纳了西方启蒙史观与朴素社会主义文化因子的未来主义历史信念：即历史不是循环的而是进步的。在此之后，以严复的《天演论》为代表的进化论思想在社会上广为传播，这就使得未来主义的历史信念逐步走向了世俗化。随着大批英美自由主义思想论著的译介和引入，以功利主义为基础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开始形成。《新青年》所倡导的“民主”与“自由”的新文化思潮，则进一步激发了个人主义思想的觉醒。可以说，在这样一个复杂的思想史语境中，我们可以看到多种思潮话语的竞相激荡。不过，不论是自由主义、功利主义、无政府主义，还是进化论……它们对于中国的冲击虽然很大，却始终难以真正在中国的土壤上生根发芽。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理论话语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并最终成为了最具影响力的社会思潮。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它在此后的中国革命与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并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关联

那么，马克思主义何以能够超越其他诸种理论，最终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落地生根，并指引中国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呢？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这一次重要的历史转折、文化转型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文化心理与理论渊源这两个角度来看。

首先，从文化心理的层面来看，此前的诸多文化思潮，更多地带有一种英美自由主义的色彩，或者说更多地体现了西方启蒙主义现代性方案的特点。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现实，从根本上撼动了西方启蒙理性的神话，也使得深受道德理想主义文化传统浸染的中国知识分子惊觉：一个以功利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为基础的竞争式的社会形态并非未来的理想蓝图。他们希望寻找另外一种理论资源来推动社会变革，并提供价值理想层面的身心安顿之地。因而，他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话语中，历史是一个趋向未来与解放的世界图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更具社会感与历史感的共同体构造。在共产主义的理论论述中，更是充满了道德与理想的辉光。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一以贯之”的道德理想主义的价值追求形成了强烈共鸣，可以说，这种内在文化基因、文化诉求上的共鸣与共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前提。正是因为如此，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与革命领袖都将目光投向了马克思主义，投向了社会主义。这样一种历史选择、道路选择的背后，隐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知识分子从未间断的历史使命与价值追求。

其次，从思想渊源而言，马克思主义脱胎于德国深厚的思想传统。它的本体论以及思想和哲学的基础，是把人看作社会历史的存在，而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平等自由的存在物。这样一种理论背后有着一整套的价值关怀，并且指向一个终极性的价值。这是德国思想与英美自由主义思想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从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等哲学家身上都可以看到，他们在批判和克服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始终在与机械式的现代科学思维与自然法权话语进行对抗。他们对于社会现实的批判，首先是对日益资本主义世界化中的“个体化”这个基本现实所进行的批判。在他们看来，人不是一个被剥掉了社会、历史、文化之有机关联的无差别自由个体，而是一个富于伦理性、历史性、意义性的共同体中的一员。他们都强烈地认识到，现代的科学合理性、自由主义的功利性，不能作为人类生存的正当性基础，而必须在二元对立的框架之外，重新建立人的本真性与有机性的价值基础。只有如此，人才能摆脱计算与欲望的束缚，真正获得尊严与自由。以德国浪漫派为例，他们在理论中批判性地引入了“爱”与“团结”等关乎总体性、有机性的概念，重新挖掘家庭、社会与国家的伦理关系。在他们看来，自由不是个体的自由，而是家庭、市民社会或者高于市民社会的国家，以及更进一步的人类共同体的自由。对家庭、社会、国家的伦理关系的重视，使得德国思想传统与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遥相呼应。这样一条现代性批判路径，是德国式文化启蒙的独特传统，同时也是西方理论内部的一种自反性力量。正是因为如此，德国才会在不断克服启蒙异化的过程中，走上另外一条重视伦理、历史、文化、传统之本真价值的思想道路。马克思诞生于这样的思想传统当中，因而特别强调人的社会意识存在。也就是强调人不是一种个体主义的绝对存在，而是一种具备深厚历史感与社会感的共同体的存在。在这样的个体存在基础上再去建构起一个国家，或者超越国家的共同体。从根本上来说，在德国的思想谱系中，价值不是抽象的、自由不是个体的，而是一系列安放在家庭、社会和国家乃至共同体中的具体、充满历史感和实践意识的存在。同样的，家庭、市民社会、国家是有意义的，而不是一个价值中立、甚至价值虚空的市场交换、公平竞争的场所。因此，我们可以在马克思身上，在马克思的思想当中，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观；看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积极有为的价值观。

建构新时代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重新回顾这一段思想历史，我们会发现，中国在那样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之所以会选择马克思主义，而非英美自由主义的那一套价值体系，是因为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当中找到了晚清以来突然中断的绵延千年的道德理想主义，以及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方式。就此而言，德国思想传统及其衍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谱系与中华文明，尤其是儒家积极入世的道德理想主义非常接近。它不是黑格尔所批判的天国的理想主义，而是一种极具历史感、现实感、充满实践色彩、入世情怀的道德理想主义。正是因为如此，十月革命所送来的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广大中国知识分子的热烈响应。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理论家、革命家们在马克思主义改造现实社会的方案，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现代化方案中找到了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向。

经过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的努力奋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它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这是我国发展的新的历史方位。我们今天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讲社会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更需要知己知彼。一方面，我们要对西方文明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重新认识中国问题，重新理解中国的历史和传统。在继承和发扬的基础上，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不断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当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不断铸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