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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和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古往今来，在中国文化中“和平”元素无处不在。当代中国继承和弘扬和平主义的优秀传统，提倡“和平”理念，积极与世界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不仅是中国传统“和平”文化所具有的天性使然，也是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中国担当。本期求是访谈特邀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何星亮为大家解读中国传统“和平”理念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代价值。

　　访谈嘉宾：何星亮（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访谈主持：徐辉冠

　　访谈实录：

　　求是网：进入了新时代，中国崛起正以一种不可阻挡的姿态出现在世界面前，对于中国崛起，西方人总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所谓“中国威胁论”就此起彼伏，多年不息，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何星亮：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所谓“中国威胁论”此起彼伏，多年不息。制造这种理论的人是别有用心的，是希望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近年来，新一波“中国威胁论”浪潮又开始在西方国家兴起，某些国家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发表的国家战略报告与国防战略报告，都直接称中国和俄罗斯是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并声称将聚集资源应对中俄的挑战。在经贸方面，有些国家已单边对中国的一些产品大幅度增加关税。有些国家的官员公开指责中国借“一带一路”打造有别于自由、民主与人权等西方价值观的制度。西方国家的一些政治家制造“中国威胁论”，除了企图压制中国崛起、阻碍中国发展、加剧军备竞争之外，还可以把国民的不满情绪引向国外，缓和国内矛盾。社会学中的“冲突功能理论”认为，国际之间的冲突有助于国内凝聚和整合，因此，对于政治家来说，外部冲突的停止或对敌人的胜利并不总是好事。为了维持和增强群体团结，领袖必须不断地诱发外部冲突。因此，西方国家制造“中国威胁论”，具有战术上的意义。某些国家的领导人经常发动对外战争或对外冲突，其目的之一也是把国内矛盾引向国外，消除本国人们对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不满情绪，增强自己的地位和声誉。

　　求是网：也就是说，西方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只不过是转移国内矛盾的政治、利益诉求的需要，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何星亮：是的，国外的所谓“中国威胁论”，没有任何根据，完全是出乎政治和经济利益。中华民族是追求“和平”的民族，中国文化是崇尚“和平”的文化。“和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它内藏于中国人的灵魂深处，外显于中国人的行为之中。古往今来，“和平”文化元素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表现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日常生活等方面，体现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等各种关系之中。它不仅在古代中国发挥重要作用，而且也将继续在现代中国发挥更大的作用。

　　求是网：能否谈谈中国传统文化“和平”理念的具体表现？

　　何星亮：可以从统治者、知识阶层、平民阶层三个层面来探讨这一问题。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无不以“天下和平”“天下太平”“国泰民安”“太平盛世”等作为自己治国理政的最高目标。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郊语》：“天下和平，则灾害不生。”西汉刘安：《淮南子·氾论训》：“天下安宁，政教和平，百姓肃睦，上下相亲”。《史记·秦始皇本纪》：“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论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礼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和为贵”既是统治者的普遍心理，同时也是平民百姓的普遍心理。上下5000年的中国史，这一理念始终未变。

　　统治阶层的“和平”理念表现的行为方式主要有：一是祭祀天地，祈求和平。《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即祭祀，在古人看来，上帝主宰一切、赐予一切，因此，帝王每年都要举行大典，祭祀天地，祈求天下太平，风调雨顺。有些帝王到泰山封禅，东汉班固《白虎通义》卷五：“始受命之时，改制应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禅，以告太平也。”“太平乃封知告于天”。“言周太平，封太山也。”

　　二是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行为准则。在古人看来，保护生态平衡，自然界才会和谐，才会风调雨顺，灾害不生，才会使“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  

　　三是建立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的行为准则，“礼”是儒家为维护社会秩序而建立的准则与规范，“四维”“八德”等都是“礼”的重要内容，作为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的行为准则。《礼记·曲礼》：“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

　　四是建立和维护“大一统”思想。历史上统治者，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均以“大一统”作为自己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之一。在他们看来，只有大一统，国家才能稳定，社会才会和谐，百姓才能安居乐业。

　　五是建立“协和万邦”的族群和国家关系。《尚书·尧典》主张族群和睦相处，国家友好往来：“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孔颖达疏：“能使九族敦睦，百姓显明，万邦和睦。”

　　六是以“和平”“太平”为年号。中国历史上一些帝王为了祈求天下太平，以“和平”、“太平”为年号不少。如东汉汉桓帝刘志的第二个年号为“和平”（150年）。北魏魏文成帝拓跋濬的先后使用四个年号，最后一个年号是“和平”。

　　七是宫殿以具有和平、和谐意义的名称命名。宫殿以具有和平、和谐意义的名称命名，也是统治阶层祈求“和平”的体现。故宫有太和殿、保和殿、中和殿、永和宫等，这些名称都具有祈求天下太平之意。

　　古代中国知识阶层的“和平”理念表现在多方面：一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儒家注重个人修养并服务于政治。《礼记·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孟子·离娄上》：“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修身使人人都能树立起家国一体的观念，从而为国家的稳定和长治久安做出贡献。

　　二是“为万世开太平”思想。北宋大理学家张载认为，知识分子应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应继承和弘扬先贤创立的中国独特的学问，为开创千秋万代的太平基业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三是大同思想。大同思想是儒家重要理想之一，大同社会的蓝图是天下为公、讲信修睦、人得其所、各尽其力、社会祥和，国泰民安，户户丰衣足食，人人幸福美满，一派和平景象。

　　四是和谐思想。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均主张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建立太平的社会。《老子·德经》说：“和曰常，知和曰明”，其大意是阴阳和谐是天地万物的常态，能认识阴阳和谐是天地万物常态的，就是明达事理。而阴阳对立、阴阳不和谐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常态，是暂时的现象。在道家看来，自然界阴阳平衡，就会万物并生、禽兽繁盛。人类社会也一样，阴阳平衡则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否则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庄子·天道篇》说：“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 

　　五是兼爱非攻思想。兼爱非攻思想是墨家的重要思想之一。墨子认为兵器是罪恶之物，战争是凶险之事。战乱祸国殃民，涂炭生灵。墨子反对战争，建立太平社会，只能靠兼爱。他认为，“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墨子·兼爱上》）。只有兼爱才能做到非攻，也只有非攻才能保证兼爱。应该使“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墨子·兼爱中》）；才能使“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墨子·兼爱上》），才能真正实现天下太平。

　　六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思想。中国古代的兵家是以战争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者，大多是主张和平，反对战争。孙武认为战争不是目的，他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他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最好的战术：“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可见孙武希望能够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冲突。孙膑也反对战争，主张不得已才用兵。他说：“乐兵者亡”；又说：“穷兵者亡”。唐代兵家李筌的《太白阴经・贵和篇》讲的更明白：“先王之道，以和为贵；贵和重人，不尚战也。”这些都说明古代的兵家都不是好战之人，不崇尙战争，正如所谓“自古知兵非好战。”

　　古代中国的平民阶层的“和平”理念也无处不在。古代中国以农立国，农民占绝大多数，中国传统文化是可以说以农耕文化为主的文化。农民长期定居于一定，以土地为生活的根本，以种植农作物为衣食来源。因此，平民阶层喜欢和平安定、没有战乱的社会，以“安居乐业”作为理想的生活方式。从古至今，崇尚稳定，追求社会的均衡与和谐。无论是古代还是现在，都强调稳定压倒一切，祈求天下太平。 

　　“宁为太平狗，莫作离乱人”，从中也可以看出，中国平民阶层渴望和平安定的生活。社会和谐安定是和平的基础，而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韩诗外传》卷三描绘了太平年代平民阶层社会和谐的美好景象：“太平之时，民行役者不逾时。男女不失时以偶，孝子不失时以养。外无旷夫，内无怨女。上无不慈之父，下无不孝之子。父子相成，夫妇相保。天下和平，国家安宁。”从民间的日常生活中，也可以看出平民阶层渴望和平、祈求平安的意识。例如，室内摆放花瓶装饰，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为什么要用花瓶装饰，因“瓶”与“平安”的“平”谐音，所以，以花瓶装饰象征“平平安安”之意。在年画艺术中，有许多祈求平安的图，例如，竹报平安图，以竹为主构图。除了竹报平安图外，还有“岁岁平安图”“富贵平安图”“四季平安图”“母子平安图”“太平有象图”（以大象背驮花瓶构成）等。

　　求是网：和平和发展是时代主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平”理念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具有怎样的当代价值？

　　何星亮：和平与战争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永恒的话题，也是一对对立结构。中华文明以农立国，崇尚和平，厌恶战争，以战争为例外，对外只有防范之意，无扩张掠夺之心。孙中山认为，喜欢和平是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以儒家为代表的文化是和平文化。他说：“爱和平就是中国人的一个大道德，中国人才是世界中最爱和平的人”“中国人几千年酷爱和平，都是出于天性，……这种特别的好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陈独秀认为中国人是以“和平”为本位的民族，他曾说：“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李大钊认为中华文明是崇尚稳定的文明，西方文明是崇尚变化的文明，他说：“东人之日常生活，以静为本位，以动为例外；西人之日常生活，以动为本位，以静为例外。”钱穆则认为，中国为“举世惟一的农耕和平文化最优秀之代表”。

　　世界上许多传教士和著名学者也认为古代中国的文化是和平主义的文化。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认为，中国是一个和平主义的国家，与西方的历史文化传统完全不同。他说：“他们的皇上和人民却从未想过要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很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心。……我仔细研究了中国长达四千多年的历史，我不得不承认，我从未见到有这类征服的记载，也没听说过他们扩张国界。”

　　复兴中华民族、建设文明大国，是一百多年来中华儿女的梦想和希望。当代中国继承和弘扬和平主义的优秀传统，提倡“和平”理念，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天性使然，也是作为大国，为了实现当代世界“天下太平”，中国所应有的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