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典之窗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被称为“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对这样一个大事变的解读，不能简单化，更不能碎片化。改革开放以来，有关这段历史的研究有不少突破。学术界对中共建党的背景、过程和细节有了更全面、更准确的了解。这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必然性。

深化认知三个背景

在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传统叙述中，背景部分主要有三个因素：一是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和世纪之交民族危机的出现；二是辛亥革命后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三是俄国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近30多年来的研究把这三个因素置于一个更宏大的历史框架之内，开阔和深化了人们对中共建党背景的认识。

新的研究凸显阶级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清末“新政”未能改变清王朝覆灭的命运，却开启了发展民族实业和西式教育的大门。各种工商企业的开办和商会的成立，增强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也使工人阶级队伍迅速扩大。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新式学堂的兴办，则使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得以形成。与之相呼应，报刊出版业的发展为新思想、新观念的传播提供了有力工具。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的这种变化，促成了中国近代意义上民族主义的萌生，也为即将到来的伟大革命时代准备了物质、人才和思想基础。

新的研究丰富了对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认识，更全面揭示中共孕育和诞生所需要的一些前提条件。对于辛亥革命，新的研究提供了若干补充，比较重要的有两点：一是掀起了中国近代政党政治的第一波浪潮；二是加快了经济、文化和思想观念、生活方式、行为准则、价值判断、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的转变。至于新文化运动，早期的基本内容有两个：一是提倡民主和科学；二是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实行文学革命，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传统叙述以前者为重点，这是有道理的；但新的研究表明，后一方面的作用也不可低估。革新文学与革新政治有机联系起来，就使得新文化运动成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启蒙运动。

新的研究表明中国先进分子救国救民探索的方向在1920年前后发生转折。它是国内政局动荡、第一次世界大战、新文化运动、俄国革命包括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以及“五四”运动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交互作用的结果。其中，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苏俄宣布放弃通过不平等条约从中国攫取的一切权益，进一步促使中国思想界迅速转向社会主义。前者引发“五四”运动，激起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浪潮；后者则博得了中国人对苏俄的好感。

经历三个重要环节

1919年至1922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关键阶段。其间经历了三个重要环节：一是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二是从筹建党的早期组织到形成统一的全国性政党；三是提出中国第一个明确的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

第一，经过初步比较和实践，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之后，社会主义学说开始成为新思潮的主流。不过，当时传播的社会主义学说十分庞杂，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也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新村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各种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思想流派。中国的先进分子之所以最终选择马列主义，是因为它提供了当时中国社会所迫切需要的思想武器，即开展阶级斗争以实行社会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建立具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革命政党。

第二，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从酝酿到建立的过程，与苏俄和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活动分不开。历史地看，在世界性革命浪潮中，各国革命者互相支援是一种普遍现象。近来的研究证实：一方面，在中共建立过程中，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指导与资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苏俄当时的对华政策是“脚踏几只船”，其工作的主要对象和援助的重点并非中共而是国民党。

第三，中国共产党的纲领，以中国现实的政治需要为依托。中共二大通过对中国经济政治状况的分析，揭示出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并提出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最低纲领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与中华民族面临的历史任务具有高度一致性。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与中国传统的“均贫富”和“大同”思想暗合。

第四，中国共产党在最初的革命活动中，表现出鲜明的阶级属性。中共成立之初，党员人数很少，几乎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但是，共产党采取了其他任何政党都没有采取过的办法，即深入社会底层，与工农结合，发动工农运动。中国共产党人真诚地相信，自己是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代表者。这使得他们具有一种强烈的正义感和使命感，不畏艰险、前赴后继，为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而英勇奋斗。

　思考三个重大问题

1922年初至1923年初，共产党推动和领导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这一轮斗争的经历，使党认识到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作用和意义。随后，在共产国际的撮合下，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合作，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

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对中国共产党的成长非常重要。这一时期，中共的活动虽多打着国民党的旗号，但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几乎完全由共产党人负责；共产党虽未直接掌握军队，但军队的政治工作基本由共产党人负责；北方军阀统治区的地下工作，也基本由年轻的共产党员承担。正是这三个方面的经验，使得共产党在此后同国民党的长期斗争中具有比较优势。同时，中国革命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也初步显现出来，主要是革命领导权问题、统一战线问题和武装斗争问题。这些问题当时虽未能解决，却迫使共产党去思考，加快了政党的成熟。

大革命的失败表明，中国革命靠共产国际来指挥是行不通的，以城市为中心也是行不通的。经过挫折和摸索，中国共产党终于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开始在中国大地上真正扎下根。进一步来看，开辟武装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实际上包含三个关键问题：

一是“打土豪、分田地”，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套办法满足了贫苦农民的诉求，使共产党解决了怎样在中国生存和立足、怎样同中国社会结合在一起的问题。

二是支部建在连上，解决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问题。工农红军成为党的可靠的政治工具，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军队可以不发饷，这原本是不可想象的，但共产党做到了，靠的是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靠的是革命理想主义，靠的是官兵平等。

三是解决了在农民成分占党员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纪律性，教育、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参与革命进程的问题。

由此可见，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不仅与政治形势有关，而且与中国的经济基础、社会状况和阶级状况紧密结合在一起。在找到夺取革命胜利的正确路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就逐渐具备了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能力。

（作者为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