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典之窗

如果说，北京大学1912年建立“哲学门”这个事件是哲学这个古老学科在中国正式诞生的标志，那么有一个事实我们不得不承认，即百年来中国哲学的学科设置、研究主题、学术发展等等始终是与外国哲学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曾经有人把外国哲学的研究只是当作发展中国哲学的一个资源，实际上没有看到外国哲学对中国哲学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和深刻作用，现在哲学界常说的“中、西、马三足鼎立”即是对当代中国哲学界的一个客观写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今天，我们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外国哲学研究予以回顾、反思和展望，对我国哲学研究今后的发展走向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客观地说，从“五四运动”至20世纪40年代，中国哲学的产生和进步是有目共睹的，以胡适、张君劢、金岳霖、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为代表的一批哲学家走中西哲学融通之路，他们尝试用自己所理解的西方哲学的理路去探索、研究中国哲学的问题，力图开创一条新哲学、新文化的道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和《贞元六书》，金岳霖的《论道》、《逻辑》，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和《体用论》等，都是在西方理性思维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研究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为中国哲学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与此同时，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被翻译成汉语在中国出版，瞿秋白、李达等人还撰写和发表了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著，特别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大大加深和拓展了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的深度和广度，在人民大众间普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

然而，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在1957年之后，由于受到前苏联教条主义的影响，哲学研究被定于一尊的僵化思想和学术政治化所束缚，不仅与中国本土的传统哲学和文化的断裂情况加重，而且与国外学术交流也基本停止。在左倾思想指导下，我们不再继续原先正常发展的哲学道路，而是盲目模仿前苏联的做法，在哲学教育和研究方面照搬日丹诺夫模式。从西方哲学研究而言，简单地将西方哲学划分为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大阵营的对立和斗争，与之相联系的是唯物主义代表进步，唯心主义代表反动，辩证法意味着合理，形而上学意味着荒谬。在这种简单化、公式化的界定下，西方哲学的研究必然是独断论式的：凡是被我们视为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哲学家、哲学流派及其著作，我们就予以肯定；凡是被我们认为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哲学家、哲学流派及其著作，我们就予以批判。再进一步，即使是被视为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哲学，如果它们被标上“机械的”唯物论和“唯心主义的”辩证法，我们也只能进行所谓的批判学习和研究。这样，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在文革前几乎是处在停滞状态。而我们注意的对象主要是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原因就在于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之一。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1976年文革结束的27年间，我们的西方哲学研究的主要工作就是有选择的翻译一些西方哲学著作，而且往往还要贴上“批判资料”、“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集”等标签。对于西方其他哲学著作和思想，我们基本是弃之不顾，比如希腊罗马哲学， 16～18世纪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法国启蒙哲学，意志哲学，生命哲学，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分析哲学等等，这就使得我们西方哲学的研究不仅与世界相分离，而且也违背了“哲学是时代的精神”这一宗旨。

1976年文革结束后，外哲界拨乱反正的呼声相当高，在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中，外哲界于1978年召开了“全国西方哲学史讨论会”，来自全国的200余位专家学者到场参加。会议的重点是对西方哲学研究的性质、对象、方法等基本问题进行讨论。虽然在这些问题上还有些分歧，但不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当作僵死的教条，而是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和发展看作是人类认识史的一个过程，承认它们之间既有对立，也有互相影响、互相联系，客观地评价唯心主义哲学的地位和作用，是那次会议达成的一个重要共识。显然，那次会议在当代中国外国哲学研究发展过程中无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也是我国外哲界解放思想，打破教条主义束缚，摆脱日丹诺夫的哲学模式，走上健康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标志。

从此，我们不再把哲学简单地看作是现实世界、尤其是现实政治的直接反映，而是认为哲学作为一门独特的理论形态有其特殊的性质、范畴和体系，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任务和规律，有其特殊的研究方法和表述方式。我们不再把哲学史简单地看作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两军对立的历史”，而是承认哲学是人类追求真理、认识真理的一个发展过程，其中不同的学派、人物对世界的统一性原理在认识和把握上会产生各种不同的看法，他们都以自己的创造性认识把握了客观世界和我们人类自身的某一方面，构成和丰富了我们人类的认识，推动了哲学的不断进步。我们不再拒绝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流派、人物和著作，更不会把马克思以后出现的各种西方哲学思潮统统当作腐朽、反动的东西加以全盘否定，而是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去重新思考和研究我们曾经否定和批判过的西方哲学中的各种流派和人物，以开放的心态去对待和分析各种各样的新思想、新流派。我们的哲学视域因此大大拓展，我们的研究不再是“照着说”，而是要以中华民族本来就有的有容乃大、海纳百川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为，努力扩大我们的文化视野和学术视野，从世界哲学发展的广阔图景中去考察中国哲学发展的问题，从而推动我们的学术进步和发展。

总的来说，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在外国哲学研究方面不仅接续了此前多年的积累，而且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对外国哲学展开了全方位研究。从研究的领域来看，德国古典哲学（不只是黑格尔哲学），古希腊罗马哲学、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分析哲学，语言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实证主义，科学哲学中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叔本华和尼采的意志哲学，生命哲学，解释学，过程哲学，实用主义哲学，心理主义哲学等等，都成为我们研究的对象。近些年来，我们对后现代主义，分析的、生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伦理学，心灵哲学，当代的政治哲学、文化哲学，以及大数据与认识论和人工智能与哲学的关系都予以足够的关注和追踪研究。当然，中西比较，尤其是分析中西哲学思维这两个研究范式的不同特点和差异，注意中西文化的相互补充和相互融通，常常是题中之义。在东方哲学研究中，我们不仅注意东亚儒学圈的哲学成果，而且还关注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的探索和研究，注重不同文明在哲学层面的交流和对话。

我们外国哲学研究的工作成效主要表现在两个“结合”这个非常明显的特点上：一是翻译与研究相结合，二是通史研究与专题研究相结合。

第一个“结合”是由我们外国哲学研究这个专业的特点所决定的。翻译外国哲学原著是为我们哲学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因而翻译是外国哲学研究的前提条件和基础；反过来，在此基础上展开的研究对翻译的质量和数量会提出更高、更新的要求，尤其是在概念的把握、语句的表述和译文风格等方面，哲学著作都必须坚持自己的严谨性、精确性、规范性等特点。40年来，西方哲学著作的翻译是文革前的数十倍，商务印书馆、人民出版社、三联书社和全国各地的地方出版社出版了大量的西方哲学著作。这些年，除了翻译一些单本的经典著作外，还出版了一些重要哲学家的全集或选集，其中有《亚里士多德全集》、《柏拉图全集》、《费希特选集》、《维特根斯坦全集》、《尼采文集》、《康德全集》、《黑格尔全集》、《谢林文集》等。此外，对西方哲学界比较有名的哲学通史、国别哲学史和断代史著作的翻译也受到重视，其中，如文德尔班的两卷本《哲学史教程》、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奥康诺的《批评的西方哲学史》、策勒的《古希腊哲学史纲》、索利的《英国哲学史》、《劳特里奇哲学史》、《剑桥哲学史》等都已翻译出版。这种大规模地翻译西方哲学著作是前所未有的，它对我们借鉴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认识和把握哲学的本质及其内在发展脉络，更好地开展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基础意义。

第二个“结合”表现在外国哲学专题研究方面所取得的进步推动了东西方哲学通史的撰写和出版。上个世纪80、90年代以来，我们对外国哲学的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流派、人物及其代表性著作都有一定程度的涉猎，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出现了一大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专著。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撰写通观全部外国哲学发展历程，且又能够涵盖东西方哲学各个流派和人物的东西方哲学通史，就被提上了议程。2005年，由叶秀山、王树人主持的《西方哲学史》（8卷11册，近600万字）全部完稿并出版；2009年前后，由刘放桐、俞吾金主编的《西方哲学通史》（10卷，550万字）出版发行。这两套书应用了从古至今的哲学史阐释范式，紧扣西方哲学发展的脉络，对以往国内较少涉及或没有涉及的人物、思想、流派都进行了比较深入和全面的介绍和研究，并且注意分析各个哲学家及其思想之间的联系。这样，西方哲学的研究在我国就具有了系统性和完整性的基础，而且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具有精神内涵的“哲学史”，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体系和结构的基础。201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方哲学史研究室负责编撰的《东方哲学史》（5卷，近300万字）出版，这套书描述了东方哲学的整体面貌和发展历程，展现了东方哲学的独特思想内涵和价值，标志着我国东方哲学研究形成了独立完整的学科，在世界东方学研究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

上述几套书的出版发行，都反映了中国学者通过自己的努力，对外国哲学做出了我们自己的创造性的阐释，展现了中国学者在这个领域的独特的思考方式，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可以在同等的哲学层次上与外国学者展开真正的对话。

在我们回顾我国外国哲学研究所取得的这些成果的同时，也应当清楚看到我们在这个领域存在的一些问题。这方面最主要的问题，首先是我们在面对西方哲学这个异质文化的时候，不是表现得矛盾彷徨、犹豫不决，就是走向非此即彼、或西或中的两极。在这样的心态下，一些学者要么是盲目地跟随西方时髦，以西方的学术标准去衡量中国学术，完全跟在外国学者后面“照着讲”； 要么是不把西学研究看作是一项创造性的劳动，而是当作简单地介绍和评述，不少学者在自身还没有完全理解原著的情况下，就用那种“洋泾浜式的”汉语去翻译和解说西方哲学。这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做法，如果在西学东渐之初是可以理解的，而眼下则是必须要克服的。其次，有些人无视中西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以一种所谓“纯粹的”中国文化形态去比附西方哲学的一些概念和范畴，甚至完全用中国的传统概念去解释西方哲学的概念、范畴、方法等，形成了一种“非西非中”的特殊东西。再次，学风浮躁，少数人炒作一些学派和人物，沉迷于所谓创造概念新词之中，但却不肯下功夫去读书，常常是借用西方的二手资料去哗众取宠，不仅得不到真经，甚至是以讹传讹，误人子弟。

因此，在对我们西方哲学今后研究予以展望的时候，首先就是要克服上述问题，要确立以中国人的视野研究西方哲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确实把西学研究看作是一项艰苦的劳动和创造性的理论转变，主动把西学研究与中国的文化、国情、现实结合起来；继而我们必须认识中国社会发展中遇到的重大问题，要用世界性的哲学视野看待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要努力使我们的表达方式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相契合，努力使我们的哲学为中国人民所接受，要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社会生活发挥理论支撑的作用。这样，我们不仅可以使我们的哲学研究像冯友兰先生所说的那样，从“照着讲”进入“接着讲”，而且还要进入“自己讲”的自主创新的境界，同时还能从中寻求解决世界性问题和世界化了的中国问题的普遍原则，最终为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秩序构建提供思想理论资源。

环顾世界，西方哲学在经历文艺复兴以后几百年的辉煌后，虽然还不能说处于“没落”之中，但其影响显然大不如从前。反观中国哲学，虽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只有百年历史，但一经诞生，就对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不论是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我们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以及40年前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都极大地促进了我们的思想解放，振奋了民族精神，推动了文化复兴。我们的哲学虽几经摧折，仍然能够自我修复，不断更新自生，兼容并蓄，发扬光大，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我们由此深信，随着国家实力的强大，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奋斗，我们的哲学事业必定会展现一番新面貌，不仅会创造出中国哲学的新天地，而且一定会促进中国梦的实现！

【专家推荐意见】：本文简明扼要地介绍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外国哲学学科的发展过程、科研成果、鲜明特点和存在问题，有助于对新中国成立后该学科历史概貌的大致了解。

【作者简介】：谢地坤，哲学博士，现为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杰出人文教授，《东西方哲学年鉴》中方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级职称评委会成员。代表性著作有《费希特的宗教哲学》《走向精神科学之路》《西方哲学史》（第六卷，主要作者）《西方哲学史》（第七卷，主编兼主要作者）《求真至善 唯美——谢地坤自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