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典之窗

张维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理事，曾任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他担任过邓小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英文翻译，以中英文发表过大量关于中国改革和发展模式的文章，著有《文明型国家》和“思考中国三部曲”系列（《中国触动》《中国震撼》《中国超越》）等。2019年1月，大型思想政论节目《这就是中国》播出，目前已播出了26集。张维为作为主讲人以答疑解惑、讨论辩论等形式，向观众展现了中国制度、中国理论、中国道路、中国文化的优势和先进性。

大变革时代是一个需要思想和话语的时代

记者：东方卫视今年播出的思想政论节目《这就是中国》，以“演讲+问答”的方式答疑解惑，受到广大观众的认可和喜爱。您作为主讲人，录制这个节目的初衷是什么？节目如此受欢迎，您觉得成功之处在哪儿？

张维为：我们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这个节目的初步成功，印证了我们的判断——大变革的时代是一个需要思想和话语的时代，也是一个能够产生思想和话语的时代。

大变革时代，大家关心的问题思考的问题自然更多，我们应该回应这些关切和思考，努力向公众提供好的思想和话语产品。

这些年来，我们坚持把中国道路研究和中国话语研究做实、做透，做到经得起国际比较。我们把解构西方话语、建构中国话语作为重中之重的工作来做，并取得了不少突破。这使我们做这个节目有底气，很自信。

我们主张中国话语的建设应该成为一个生机勃勃的事业。在这个节目中，我们坚持了一条：真实的观众，真实的问题，不回避任何尖锐的问题。应该说，这个节目基本做到了多数观众愿意看、有感觉、能共鸣。

我感到特别高兴的是，这个节目赢得了中国广大年轻受众的欢迎，在年轻人特别关注的B站（哔哩哔哩视频弹幕网站）上的评分是9.7。从大数据可以看到，以90后为代表的中国年轻一代非常爱国，非常爱思考。年轻一代是国家的未来，我们应该为他们提供高质量的、有温度的精神产品。

记者：您在演讲中以翔实的数据、鲜活的案例告诉我们“中国正在崛起，中国人要自信”。但我们深知，中华民族在实现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会面临各种风险挑战，我们应该怎样坚定自信？

张维为：中国人看问题是辩证的，“危”也是“机”，中国崛起的过程不就是一个不断战胜各种危机和挑战的过程吗？

比方说，十来年前，春运还是我们最头疼的问题之一：一个月时间里，数十亿人次上路，给我们的交通运输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但随着高铁“八纵八横”的建设，随着“一部手机，全部搞定”，出行变得如此方便。现在春运已经成了展示中国作为“文明型国家”的一张亮丽名片：一个月的时间内30多亿人次上路、百姓对家的挂念，中国人浓浓的家国情怀、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等等。

有了过去70年取得的成就和经验，有了我们自己探索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我们的前景只会越来越好。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西方主流政治学者、主流媒体人、主流智库的指导思想还是“西方中心论”，还是“历史终结论”。只要中国的做法和西方的做法不一样，中国就是不对的，中国就要走衰，中国就要崩溃。然而，“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迅速而全面地崛起，中国人民生活水平跨越式提高，中国加快了迈向世界政治和经济舞台中央的步伐。坦率地说，这是一个超亮丽的成绩单，世界上其他国家、其他政党拿不出来。

用国际视野看待“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记者：您提出“文明型国家”概念，并将中国定义为“文明型国家”，您认为“文明型国家”有哪些特征？

张维为：如何从整体上把握中国一直是我思考的问题，“文明型国家”的叙述可以较好地做到这一点。“文明型国家”指的是一个延绵不断长达数千年的古老文明，与一个超大型现代国家几乎完全重合的国家，即中国。

如果历史上的古埃及文明、古两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都能够延续至今，并实现现代国家的转型，那么它们今天也可能是“文明型国家”，但这种机会已经不复存在。如果当初古罗马帝国没有四分五裂，并能通过现代国家的转型，那么欧洲也可能是一个相当规模的“文明型国家”，但这只能是一种假设。如果今天数十个国家组成的伊斯兰世界，能完成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并整合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而崛起，那么也可能是一个十亿人口规模的“文明型国家”，但今天看来这也是无法实现的愿景。

“文明型国家”的最大特征是“四‘超’”：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承，超丰富的文化积淀。这是一种不同性质的国家，其发展有自己的规律，其治理方法也只能是独特的。

我一直说，中国模式的主要特点，如实践理性、民本主义、渐进改革、混合经济等，都有中华文明的渊源，特别是人口、地域、传统、文化这四个“超级因素”大致规范了中国道路的独特性，规范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路径依赖，规范了中国模式的所有特点。

记者：您有一个观点“一出国，就爱国”，引起留学生和海外华人的共鸣。作为走访过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您认为应该如何在国际视野中解读中国崛起、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

张维为：我觉得，研究中国道路和中国崛起，放在国际比较中能看得更为清楚。我们可以把世界上的国家分成三大类：第一类是发展中国家，第二类是转型经济国家，第三类是西方国家，然后进行比较。

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最大的挑战是消除贫困。过去40年，按照联合国的统计，世界上80%左右的贫困是在中国消除的。与转型经济国家比较，我们取得的成绩超过这些国家成绩的总和。与西方国家比较，实际上有不少地方我们走在他们的前面了。我们可以把中国成功背后的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也提炼出来进行比较，比方说，中国道路下的规划能力、执行能力、改革能力等都比西方体制强，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做得比较好。

我不是说我们各个方面都很好，我们还有很多问题，但是今天的中国确实已经没有必要仰视西方了。我们应该平视西方，当然也没有必要俯视人家。我们一些地方不如人家，但确实在很多地方做得比人家好了，甚至好很多。这给我们带来了自信。

记者：我们现在经常讲，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结合现在党内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如何深化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张维为：与西方的“部分利益党”截然不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整体利益党”，背后是中国源远流长的政治传统。历史上我们的传统就是统一的执政集团，我觉得这种政治文化传统决定了，如果中国的执政党也像西方政党那样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的话，这个政党将被人民抛弃。这是我从文明型国家的角度，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传承，对这种历史传统基因的一个解释。

中国共产党的决策机制，包括广泛的协商民主和“新型的民主集中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样一种决策机制，能够比较好地统筹不同利益团体的诉求，实现人民整体和长远利益的最大化。

今天的中国已经形成一种“谋定而后动”的共识，我们看到的一个接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制定和执行，就是很经典的案例。从国际实践的比较来看，中国决策机制的质量总体上高于西方。西方人经常感叹说，我们的公司都有规划，短期的、中期的、长期的，但国家几乎都没有这样的规划。

我觉得英文中有个表述非常好，叫做“the institution”，就是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把党建设好，是我们事业成功的关键所在，否则中国可能又会回到一盘散沙、四分五裂的境地。面对前所未有的各种挑战和任务，我们一定要坚持“党要管党”，在这个过程中解决党自身存在的许多问题，要实现干部的清正、政府的清廉、政治的清明，确保党成为我们事业发展的坚强领导核心。

中国崛起需要建构中国话语

记者：您的著作“思考中国三部曲”系列（《中国触动》《中国震撼》《中国超越》），被认为是与西方话语交锋、建构中国话语的独特尝试，并且您很早就在呼吁“讲好中国故事”。这些是出于什么考虑？

张维为：中国崛起一定要有自己话语的崛起，否则你做对的事情也会被解释成做错了。中国话语的崛起需要原创性理论研究和话语研究的突破，这包括从源头解构西方话语，建构中国话语。

官方话语很重要，可以说是中国道路的定海神针。但目前西方话语仍在国际上暂时处于强势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在中国社会日益开放和新媒体迅速发展的形势下，我们仅有官方话语是远远不够的。

学术的、民间的、国际化的中国话语建设必须齐头并进。总体上看，学术话语比较中性，有利于我们与外部世界沟通，也有利于我们从源头上解构西方话语，建构中国话语；民间话语比较接地气，有利于我们解决话语脱离群众，包括“党八股”和“洋八股”等问题；国际化的话语也很重要，我们要以外部世界能够听懂的话语和外部世界打交道。

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我们要通过原创性的中国话语建构，从根本上动摇西方话语对中国的主流叙述。我们要打好学术话语、大众话语、国际话语的组合拳，《这就是中国》就是这样做的，从效果来看是好的。

记者：我们应该怎样建构中国话语，让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的政治制度？

张维为：现在我们看到国际竞争日益激烈，我认为政治制度竞争无疑是一个关键。在这个竞争中，我觉得我们可以提炼出三条标准，这也可以说是用一种中国话语，来进行跨党派、跨国家的比较。

第一，这个国家有没有一个能够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治力量或者政党。如果有的话，这个国家可能就有更大的竞争力，胜出的可能就比较大；如果没有，走衰的可能就比较大。坦率地说中国是有的，就是中国共产党。

第二，是看一个国家是否有足够的改革能力。中国需要改革，西方国家也需要改革。但现在看来，好像只有中国能够真正地推动改革，为什么？因为改革是要破除既得利益的，而破除既得利益需要有能够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治力量来推动，否则改革很难进行。

第三，就是看一个国家的决策力和执行力。中国共产党采用的是协商民主和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来进行决策，所以它的决策力、决策质量总体上明显高于西方国家的小圈子决策、游说集团决策和民粹主义决策的模式。我们决策的执行力应该说也是世界一流的。

这三条标准我觉得可以构成一种中国话语、中国标准。我们可以用它来衡量评判世界各国的政党制度和政治制度，这同样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坚定“四个自信”。（中国纪检监察报记者 姜永斌 徐炳文）